俗话说1号配资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蒋介石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军官，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，离不开他身边一群核心骨干的支持。
在众多将领中，有八个人，地位非同一般，他们被后人合称为 “八大金刚”。
这八个人，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，是他嫡系中的嫡系，心腹中的心腹。
他们分别是：何应钦、陈诚、顾祝同、刘峙、张治中、钱大钧、蒋鼎文和陈继承。
这些人大多出身黄埔军校，从蒋介石担任校长时起就一路追随，南征北战，为老蒋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，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核心权力圈。
然而1号配资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从不为任何人停留。
1949年，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所有人的面前。面对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局，这八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虎将，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……
展开剩余90%唯一的“逆行者”
在蒋介石的“八大金刚”里，如果说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以“鹰派”形象示人，那么张治中绝对是个独特的存在。
他始终有着理想主义和爱国情怀，这让他成为了国民党高层中少有的、始终主张国共和平共处的人物。
正因如此，他也被人们尊称为 “和平将军”。
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，张治中是唯一没有与解放军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这份记录，在当时的环境下堪称奇迹。
他亲眼目睹了连年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内心深处对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。
他认为，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，枪口应该一致对外。所以，当历史走到1949年这个关键节点时，张治中的选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那年春天，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，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，满怀着对和平的最后期望来到了北平。
他真心希望能通过谈判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。
然而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，谈判宣告破裂。就在其他代表准备返回南方之际，张治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他要留在北平。
他知道，跟着蒋介石走下去，只有内战一条路，而那不是他想看到的中国。
留在大陆的张治中，并没有被当作“降将”对待，反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和尊重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委以重任，先后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。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，为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，以及后来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把自己的后半生，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。
1969年，张治中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9岁。
“二号人物”与“小委员长”
就在张治中在大陆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同时，他的七位老同僚，则登上了去往台湾的轮船，开始了他们后半生的宝岛岁月。
在这七人中，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何应钦和陈诚了。
他们一个是曾经的“二号人物”，一个是蒋介石最信赖的“小委员长”，然而到了台湾后，两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。
先说何应钦。想当年，他作为中国战区的总代表，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，那是何等风光的时刻。作为蒋介石麾下的头号人物，他长期执掌军权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本人。
然而，也正因为位高权重，他与蒋介石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竞争和猜忌关系。
到了台湾之后，这种猜忌被彻底放大。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，便将何应钦这位曾经的“二把手”彻底边缘化了。
虽然给了他“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”等一堆听起来很高的头衔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。
何应钦对此也心知肚明，于是他干脆放下了对权力的执念，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。
据说他晚年热衷于打高尔夫、养兰花、写回忆录，生活过得相当安逸，最终活到了97岁高龄，在1987年才去世。从权倾朝野到闲云野鹤，何应钦的晚年，算得上是一种平稳的着陆。
另外再说说陈诚，他是浙江人，是蒋介石的同乡，也是黄埔系“土木系”的首领1号配资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倚重。
如果说何应钦是蒋介石需要提防的对手，那么陈诚就是他可以放心使用的臂膀。
到了台湾后，陈诚的地位不降反升，先后担任了台湾省主席、“行政院长”、“副总统”等一系列核心要职，权势一度仅次于蒋介石父子。
他主导了台湾的土地改革，稳定了经济，对台湾早期的发展影响深远。可以说，陈诚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事业。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1965年，陈诚因肝癌病逝，终年68岁。他的一生，是对“忠诚”二字最极致的诠释，但也因为积劳成疾，早早地燃尽了自己。
顾祝同和钱大钧
在剩下的五位将军中，顾祝同和钱大钧不像何应钦那样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，也不像陈诚那样深得绝对信任，但他们都在台湾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顾祝同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“稳”。他为人处世非常圆滑，懂得揣摩上意，尤其擅长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明哲保身。
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，对老蒋忠心耿耿，从不站错队，因此被誉为军中的“不倒翁”和“常青树”。
当年在大陆，他就是蒋介石用来平衡各派系力量的重要棋子。到了台湾，虽然也失去了实际兵权，但他依然是蒋介石信任的顾问，担任过“国防部长”、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等虚衔，始终保持着上层人物的尊荣。
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惬意，每天散散步、养养花，不问政事，最终以94岁高龄善终。
而钱大钧则走了另一条路。钱大钧在大陆时期就以“贪财好色”闻名，但同时他又是个相当有能力的参谋型人才。他对蒋介石也算忠心，因此虽然有些劣迹，但一直受到重用。
到了台湾后，蒋介石同样给了他一些顾问之类的闲职。钱大钧深知自己在军政界已无更大发展空间，便很识趣地将重心转向了其他领域。
他利用早年积累的人脉和财富，开始涉足商界，一度担任了中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，还积极投身体育事业，在台湾的足球界、田径界都颇有影响力。
他成功地从一个将军转型为了一个富商和社会活动家，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
1982年，钱大钧病逝，享年90岁。
从云端跌落
而对于刘峙、蒋鼎文和陈继承这三位来说，去台湾更像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下坡路，曾经的辉煌与荣耀，都随着那片海峡，永远地留在了大陆。
刘峙在北伐和中原大战时也曾是战功赫赫的“福将”，但到了解放战争，他指挥的淮海战役（国民党称徐蚌会战）一败涂地，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，他也因此被讥讽为“猪将”。
战败后，他自知无颜见蒋介石，竟然没有直接去台湾，而是带着家眷辗转流亡到了印度尼西亚，一度靠在小学教书糊口，日子过得相当窘迫。
几年后，在台湾的老乡和同僚求情下，蒋介石才同意他回到台湾。
但此时的刘峙早已威风不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退役老兵，靠着微薄的津贴度日，生活很是落魄。
1971年，这位曾经统率千军万马的上将，在台中的一间小屋里默默病逝，结束了他充满起伏和争议的一生。
蒋鼎文的情况稍好一些。他在大陆时也曾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，但同样因为在战争后期表现不佳而被蒋介石冷落。
到了台湾后，他基本上就退出了军政界。不过，蒋鼎文和钱大钧一样，也颇具经商头脑。他早年在大陆就开办过纺织厂，到台湾后便重操旧业，弃武从商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晚年的他，成了一个富甲一方的企业家，热心于同乡会的公益事业。
1974年，蒋鼎文病逝于台北。虽然在政治上失意，但在商业上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。
最后是陈继承。他是“八大金刚”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位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战功显赫或手握重权，他的长项在于军事教育。他长期在黄埔军校及后来的中央军校担任教育长，可以说，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中高层将领都是他的学生。
1971年，陈继承在台北病逝。
结语
留下的张治中，在新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和平理想，获得了新生。
而远走台湾的七人，命运也各不相同：陈诚燃尽生命，践行了忠诚；何应钦和顾祝同在权力的边缘安度晚年1号配资，得以长寿善终；钱大钧与蒋鼎文则华丽转身，在商场上另辟蹊径；而刘峙和陈继承，则在落寞与平淡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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